「上海批盪」又常稱為「洗米/水石」，是一種模仿石頭材質的建築工藝。在水泥砂漿之中，加入所謂「白石」的細小花崗石碎，批在牆身，待乾到一定程度，再以人手洗刷走表面未凝固的水泥槳，保留如石頭般凹凸不平的質感。由於人手工序非常繁複，此工藝在 80 年代後逐漸被市場淘汰，不少香港尚存的上海批盪都被塗上了油漆，即使要進行修復也面對不少技術上的困難。

以小石混入水泥，模仿真石作為建材的批盪技術早在歐洲地區出現。但「上海批盪」的來源仍是眾說紛云。一說上世紀20年代起，有一批上海師傅來到香港工作，西方「批盪」手法開始在香港出現，更流傳至廣東等華南地區，它的英文名稱 Shanghai Plaster 亦在陸續出現在香港政府官方文件之中。另一說當時中國嶺南地區的工匠，亦同時發展出混入本地材料如黃泥的批盪技藝，故現時在廣州等地仍有不少建築物仍然保留着上海批盪的特色。

如此看來，此工藝的前世今生似乎不一定與「上海」本身有絕對的關聯，但又為何被冠以「上海」的前綴‌呢？這是因為當時 1920 - 60年代，上海作為中國與西方世界接軌的東方港口城市，蘊含着中西交融、時尚摩登的象徵意義。批盪技術以「上海」命名，側面反映了當時西方的技術如何落戶中國，加入華人社會的建築元素，體現中西交融的時代特色。

60年代前，不少用上海批盪的建築物都屬於社會上中產階層人士，不少是從事東南亞貿易的富商。而不少散落東南亞等地如泰國曼谷的海外華人，也用上了上海批盪，我們能想像他們希望能從建築技藝上表達，自身能夠吸納西方事物，同時保有中國人的傳統，展現一種華洋共處的獨特文化身份。

我們對天主教堂的聯想多是不同西洋建築風格，但從聖猶達堂大門的上海批盪工藝，可隱約透露着一種中西混雜的「建築味」。這可能與其背後的華人建築師 — 錢乃仁先生華洋兼備的求學背景有關。民國時期的錢乃仁先生先在北平 (今北京) 燕京大學學習，後負笈美國修讀建築。1949 年前後從內地來到香港，被香港天主教教區陸續委任為不少聖堂及學校的建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