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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及歷史悠久的香港中文大學，定必會提起它曲折的創校經過：1949年，中國政治發生巨變，大批難民南下湧入香港，人口暴漲，中文授課教育的需求因此大增；同時大批出色的內地學者和教育家流亡到香港辦學，開辦不少「難民學校」，包括由錢穆等新儒家學者於同年創辦的新亞書院、由基督教教會人士在 1951 年香港創立的香港第一所基督教大學 -崇基學院； 由廣僑、光夏、華僑、文化及平正五所戰後遷港的「流亡書院」於 1956 年合併而成的聯合書院。
1963 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及聯合書院正式合併成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曾提及中大辦學宗旨之一是「專門為了一個特殊的使命而努力；這個使命就是把中國的資料吸收和融化到各個學科，予以發揚光大」。1967 年，李卓敏博士懷着普及中國傳統古典與現代文化的理想，成立了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所首項計劃便是由林語堂教授編撰一本新的中文字典。可見研究所的出現，有助填補和延續了當時中國大陸因政治原因而無法進行的漢學工作，與中文大學有保留中國文化命脈的辦學使命遙相呼應。
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從外部看來，是一個混凝土方盒子，內部中間是庭園，四周由辦公室、課室、講堂等空間所形成的環迴走廊，師生日常可以在庭園中碰面交流，這樣佈局具有中式庭園的味道。而構造方面，則全然為現代風格，走廊柱樑簡約而纖幼，刻意和建築外觀的盒子笨重形成強烈對比。庭園周邊的半室外走廊以不修飾的混凝土牆為主要建材，引入柔和的光，兩者混搭起來，成為一個帶有東方空間特色之餘，又帶點摩登前衛元素的建築空間。
中大校園處處都散發濃厚的人文氣息，華人建築師貝聿銘在國際間享負盛名，有學者認為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與貝聿銘有著不少的關聯。當我們翻開中大崇基學院的建校史 — 二戰後，由上海十三間基督教大學所組成的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曾經委託 Bauhaus 創辦人建築師 Walter Gropius 包括貝聿銘在內的團隊，在上海設計一所新校舍。後來，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撤出中國內地，把興建大型校園的計劃帶到台灣，套用了 Gropius 和貝聿銘的設計概念，建立了東海大學，在香港亦成立了崇基學院。
貝聿銘 1946 年於哈佛大學畢業作品的核心思想，正是嘗試在現代主義風格的簡約設計，加入中式庭園空間，並以之作為中國古玩藝術品展覽場所的一部分。故有學者認為崇基學院，以至中大的整體建築設計，可能亦參考了貝聿銘所份參與設計的上海校園。巧合的是，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落成後的首場展覽正正是貝聿銘畢業作品中所提及的古玩展覽 — 以室外庭園作為室內展覽空間的延續，可見學者提出「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是參考了貝聿銘的設計」說法並不無道理。
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從外部看來，是一個混凝土方盒子，內部中間是庭園，四周由辦公室、課室、講堂等空間所形成的環迴走廊，師生日常可以在庭園中碰面交流，這樣佈局具有中式庭園的味道。而構造方面，則全然為現代風格，走廊柱樑簡約而纖幼，刻意和建築外觀的盒子笨重形成強烈對比。庭園周邊的半室外走廊以不修飾的混凝土牆為主要建材，引入柔和的光，兩者混搭起來，成為一個帶有東方空間特色之餘，又帶點摩登前衛元素的建築空間。
中大校園處處都散發濃厚的人文氣息，華人建築師貝聿銘在國際間享負盛名，有學者認為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與貝聿銘有著不少的關聯。當我們翻開中大崇基學院的建校史 — 二戰後，由上海十三間基督教大學所組成的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曾經委託 Bauhaus 創辦人建築師 Walter Gropius 包括貝聿銘在內的團隊，在上海設計一所新校舍。後來，中國基督教大學校董聯合會撤出中國內地，把興建大型校園的計劃帶到台灣，套用了 Gropius 和貝聿銘的設計概念，建立了東海大學，在香港亦成立了崇基學院。
貝聿銘 1946 年於哈佛大學畢業作品的核心思想，正是嘗試在現代主義風格的簡約設計，加入中式庭園空間，並以之作為中國古玩藝術品展覽場所的一部分。故有學者認為崇基學院，以至中大的整體建築設計，可能亦參考了貝聿銘所份參與設計的上海校園。巧合的是，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落成後的首場展覽正正是貝聿銘畢業作品中所提及的古玩展覽 -- 以室外庭園作為室內展覽空間的延續，可見學者提出「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是參考了貝聿銘的設計」說法並不無道理。
